时间地点都定了，还要约定人数，双方出动的人数必须一样，谁都不占谁的便宜。
到了开打那天，双方开始集结部队，参与的人不能是平民和奴隶，像罗马竞技场上那种野蛮斗殴是不存在的，上场的只能是最低一等的成年贵族男子，也就是以前所说的‘士’。
我们现在说的战士、士兵，出处就是这里。
等部队集结好，所有战士都要站在战车上，布阵没太多花样，就是一字排开，一辆战车对着一辆。战车排阵型是比较麻烦的，若是一方动作比较慢，另一方就得等着。
开打之后双方战车只能跟自己对面的战车打，不能跑偏了打别的战车，而且只能打车不能打人，要是把人打伤，那就是违规，得停战让对方的战士去疗伤。
取胜的方式不是把敌人全部杀光，而是把对方的战车全部毁坏，输的一方撤退的时候，胜利的一方不会追击，想追着玩也行，最多只能追五十步。
这就是以前的战争方式，比现在赌徒打牌还要文明。”
停下抽两口雪茄，冼耀文接着说道：“一战中期之前，整个日不落帝国时期，英国参与的每次战争，贵族的死亡率都比平民战士高。贵族基本是担任军官，最危险的位置都由贵族带领，冲锋在前，撤退在后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责任和荣誉比生命更重要。
这就是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的贵族精神。
战争方式改变背后的成因和人性我就不给你分析了，这些问题有点复杂，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。
拿破仑曾经说过‘每个士兵背包里都应该装有元帅的权杖’，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鼓励每一名上战场的士兵都要有大格局大眼光，有将军思维。
就是让士兵在当好炮灰去送死的同时，也要把自己代入元帅，站在元帅的视角考虑问题。
有个德国人马克斯·韦伯，他写了一本书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，在书中有这么一句话：国家是一个宣称垄断了正当的暴力使用以维持治安，并能够付诸实行的实体。
简单来说，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，垄断了正当暴力使用的……嗯，团体、团伙、社团、私会党，原来是什么都行，无所谓的，英雄不问出处，只要垄断了正当暴力使用，一个国家就形成了。
国家是一个虚的概念，它不是具体的东西，正当暴力的权力其实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，从某种意义上，也可以说是掌握在政党的手里。
正因为掌握着唯一的正当暴力，政府或者说政党就有资格立规矩，也就是所谓的法律，有了法律支持，也就可以向治下的百姓收税。”
冼耀文指了指桌面上侍应生刚送来的一道菜，“就说这道卤鹅，用的是潮州……我忘记是哪个乡出产的品种，总之这种鹅叫狮头鹅，它的头很像狮头，吃起来特别美味，也卖得特别贵，手头紧，我们吃点鹅翅、鹅肝，鹅头等回到香港再吃个过瘾。
如果这盘菜是在二十几年前的四川，从鹅苗开始，可以设立几十种甚至是上百种的苛捐杂税，但是四川的军阀还是要脸的，他们没有把税种搞得这么过分，只是让四川的老百姓提前把后面一些年逃不了的税提前交了。”
冼耀文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戚龙雀，“为了生意，你跟着我在各个国家跑，不少事情你都看在眼里，但其实我做的很多事情，你根本看不明白？”
戚龙雀点了点头。
“总结起来很简单，一是为了把生意做起来，二是为了将来少交一点能用正义来描述的税，三是为了预防有权使用正当暴力的人觊觎。
公正性是理论上法律的特征之一，但这个世界从未出现过公正的法律，从法律条文的制定到执行，里面充斥着私心、贪婪、虚伪、袒护、偏见。
以往的生活经验已经告诉我们，当法律要审判我们的时候，一逮一个准，我们避无可避，但当我们有求于法律给予公正时……”
冼耀文摊了摊手，“想把这个情况调转过来，最好的办法是垄断正当暴力，如果早几年，在不少国家都有机会，现在不行了，很难，成功率太低，不值得去尝试，退而求其次，我们可以追求占据一点股份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。
当然，在一些不值一提的小国家依然存在着垄断正当暴力的可能，在浩瀚的太平洋，散落着一串璀璨的明珠，毛鲁就是其中一颗。
毛鲁位于中太平洋的一个珊瑚岛上，岛长12里，宽8里，面积31650亩，很小，岛上还缺乏淡水，除了可以用来做化肥的鸟粪，没有什么资源，人口呢，大概有三四千。
优点是它曾经是一个主权国家，而且地理位置并不险要，没有多大的战略意义，这就避免了大国打它的主意。
之前它被小鬼子占了，后来又被澳大利亚占领，三年前被联合国托管，具体的权力在澳大利亚手里。
因为岛上的鸟粪所有权在英国佬手里，毛鲁对澳大利亚来说就是一块鸡肋，从中斡旋一下，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能实现毛鲁独立。
毛鲁对我们而言，是一杯琼浆玉液，只要我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