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。
一直到现在美国的黑人还没有摆脱种族隔离政策，对苏联而言，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攻击的点，不仅仅是舆论上可以用来攻击美国，也可以对美国的黑人进行革命输出，黑人一旦拉起队伍闹革命，对苏联会非常有利。
种族隔离政策和民主党、共和党都脱离不了关系，但和民主党捆绑的更深，之前的罗斯福，现在的胡佛，两任总统都是民主党，共和党不会愿意看到下一届总统还是民主党，自然要对民主党进行狙击。
无论是出于国内的党派斗争还是国家安全，黑人问题都会推向风口浪尖。
无论是飞车党、女权、黑人反种族隔离、意识形态斗争，都在把一些个人思潮和价值观推向个人主义、多元化、追求自由、质疑权威、反对体制、逃离社会等理念，人们会变得越来越追求自由与个性。
对我们而言，大众文化就是商业文化，我们要把产品与大众的价值观互相通融，大众在追求自由、个性，我们就在产品中注入这两样。”
冼耀文捏起自己的西服领子，“西服配衬衣打领带，代表着传统的精英文化，这种文化是精英阶层历经数百年的演变最终定格，而且是制服化，与制度化有很深的联系，不管大众文化再怎么变化，它都会有一席之地。
就现在来说，穿衬衣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，穿衬衣要比穿汗衫体面得多。
所以，我在创立中华制衣的时候，选中了综合起来起步阶段难度不太大，但生命力又比较旺盛的衬衣。
我们第一步的品牌影响力营销告一段落之后，第二步的营销方案就是把好运来衬衣同阶层、身份进行捆绑，要给大众制造出只有在办公室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才有资格穿好运来衬衣。
反过来说，只要买一件好运来衬衣穿在身上，立刻会变成体面人。”
林醒良问道：“故意制造出门槛？”
“差不多这个意思，我们要给消费者输出这样一个观念：买好运来的消费者都是体面人，只有体面人才有资格买好运来。没有这种观念加持，收入不高的家庭哪里会舍得花上十几元买我们的好运来。”
林醒良犹豫一下，说道：“老板，我们的定价是不是偏高了，做一身旗袍不过只需十三四块，我建议推出定价低一点的款式。”
冼耀文淡淡一笑，“你说的是最普通的旗袍，那些好的、真丝的旗袍，一件还不是要几十元上百元，我们的品牌定位本就不是面向所有人，价格不能降，只能一步步往上涨，要是谁都能轻松买得起好运来，品牌也就完了。”
冼耀文指了指林醒良，又指了指车间楼，“一旦没了品牌加成，我们凭什么跟其他制衣厂竞争？
只能依靠压低成本，从你身上，从办公室职员、车间女工的身上，先压工资，再压福利，然后延长每个人的上班时间，降低食堂的伙食标准，什么菜便宜就买什么菜，米也买最便宜的，粗粮、细粮掺着吃。
托儿所、医疗室、班车，这些既费钱又对生产没多大帮助的设施，也应该全部停掉。”
说着，冼耀文又指向托儿所外面的滑梯，“还在襁褓里就带到托儿所，上班时间跑过来喂奶，为了催奶，在食堂里一个劲吃荤菜，晚上带回去吃的饭菜也会偷偷多打一个人的量。
这些我全看在眼里，可我并不想为难大家，有些事情只要不是太过分，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。
但是中华制衣是工厂，不是善堂，我宽容并不代表我蠢，账我还是算得明白的，我们厂里的一切福利都要以利润为支撑，为了维持高福利，我们的核心产品必须追求高利润，薄利多销只能当成营销手段的补充，而不是主要手段。”
冼耀文拍了拍林醒良的肩膀，“消费者是上帝这一点，我们既要说，也要落实到做，但心里不用太当回事，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拿过来装到我们自己口袋里。
我们包括我，你，还有厂里的其他人，我们大家才是一家人，自己人，有福同享。
薄利多销是在保障我个人利益的基础上，牺牲厂里其他人的利益去讨好消费者，厂里赚多赚少跟大家的关系不大，大家能拿到的无非就是最基本的工资，福利就不要想了。
清末的一位大臣他塔拉·刚毅说过一句话：我家之产业，宁可以赠之于朋友，而必不畀诸家奴，也就是后来梁启超总结出来的那句‘宁与外邦，不予家奴’。
我觉得这种思想要不得……”
冼耀文故意顿了顿，摆了摆手，“算了，不多说，再往下说就是标榜我自己，我们还是说回夹克。
飞车党文化一旦传播开来，摩托车还有他们身上穿的皮夹克也会流行开，服饰的专利形同虚设，很容易就能绕过去，我们可以在Perecto的基础上进行修改、升级；
一开始先推出雷同的款式，定价比Perecto低一点，但不至于低到有倾销嫌疑的程度，搭上这辆顺风摩托，一头扎进美国市场，然后随着飞车党攻略其他国家，一个新品牌就能走上轨道了。”